安徽省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  陆发春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安徽省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  陈  杰

 

     『中文摘要』总体说来，孙中山先生由对西方文明先进性的认知，进而试图通过暴力革命的途径，推翻满清专制制度，在中国建立宪政的共和制度，其思想历程均有开放性特征的体现。本文以制度移植的视角，分析了孙中山出版《会议通则》（即《民权初步》）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民初社会的社会意义，由一个微观角度，映射孙中山先生的开放思想。由西方民主政治会议准则书籍译述且加以中国化发挥的《民权初步》，无疑是孙中山先生对其认同的西方制度文明成果，试图移植到民初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案例；孙中山在书中回答了为什么要移植及移植此制度的目标、制度移植的主要对象、学习制度移植的主要方式等问题。

    关键词： 孙中山  开放思想  制度移植

 

 

     大体说来，孙中山先生由对西方文明先进性的认知，进而试图通过暴力革命的途径，推翻满清专制制度，在中国建立宪政的共和制度，其思想历程均有开放性特征的体现。如其主张推翻君主专制制度，在中国施行民主宪政，提出权能区分制度设计等。本文以孙中山先生借鉴西方民主政治会议准则书籍，译述且加以中国化发挥的《民权初步》为例，尝试由制度移植的视角，解读《民权初步》在民初时期的社会意义；由一个微观角度，映射孙中山先生开放思想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一、 学习西方先进制度，倡导并力行制度移植

     《民权初步》的成书及其发行，是孙中山先生倡导在中国施行欧美行之有效的会议议则，实现民权初步目标，进行制度移植的一次意义非凡的尝试。孙中山先生自己在《民权初步》序言中即有明确说明：“西学之东来也，玄妙如宗教、哲学，奥衍如天、算、理、化，资治如政治、经济，寿世如医药、卫生，实用如农、工、商、兵，博雅如历史、文艺，无不各有专书，而独于浅近需要之议学则尚阙如，诚为吾国人群社会之一大缺憾也。夫议事之学，西人童而习之，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，所以西人合群团体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。”“西国议学之书不知其几千百家也，而其流行常见者亦不下百数十种，然皆陈陈相因，大同小异。此书所取材者，不过数种，而尤以沙德氏之书为最多，以其显浅易明，便于初学，而适于吾国人也。此书条分缕析，应有尽有，已全括议学之妙用矣。自合议制度始于英国，而流布于欧美各国，以至于今，数百年来之经验习惯可于此书一朝而得之矣”。[1]承认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洋影响，学习西方，移植制度成为必要，《民权初步》即是移植西方的议学指南书籍。

    上揭引言，告诉我们沙德氏（shattuck）著述是《民权初步》重要来源。蒋孟麟相关回忆提供了《民权初步》来源另一路径。蒋氏1909－1911年与革命党人刘成禺一起在美国加州编辑《大同日报》，他也认为《民权初步》是孙中山由西方移植虚心学习的产物。“大约在辛亥武昌起义前不久，总理正在美国旧金山作革命活动，······一日总理、刘成禺和我三人在一起，总理忽对我和刘先生说，有一件事关系今后革命建国甚为重要，这是西洋政治进步民权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，也即是民主政治的基础，我们必须建立这一基础，我们革命建国才能成功。总理一面说一面从衣袋中取出一本书交给我，我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（Robert）所写的《议事之法则与秩序》（Parliamentary Rules＆Orders）一书。当时总理的表情十分严肃，而我们却未感觉此一问题有如此的重要。总理既然要我们翻译此书，也就唯唯答应了。其后因为事情的牵累太多，终不能把此书译成中文，实在是一个遗憾，实则也并不知道此一工作的重要”。“大约在民国六年的秋天，我由美已回国，在上海晋谒总理，他忽然又把这件事问我。他说：‘我请你翻译那本罗伯特的议事之法则与秩序的书，已经译好了没有？’我对他说：因为事忙，找不开时间，至今尚没有着手。总理忽又说道：我知你不重视此一工作，我早已自己编好了一本在此。他一面说一面从书桌的抽屉内取出一本缮就的稿本，这便是总理手著的《民权初步》。此书出版之后，总理还送给我一本。当时名叫《会议规则》，《民权初步》和《社会建设》的名称大概是后来用的。”[2]蒋孟麟生前所撰《追忆中山先生》中同样内容的回忆也能佐证。廖仲恺在1924年的一次演讲中，也追述孙中山为使同盟会员养成开会议决的习惯，嘱其翻译英文会议议则书：“当时兄弟以为这种书干燥无味，太没意趣，所以不甚当心，遂置诸高阁。后来总理由美回来，还问该书有否译成，兄弟因为当时尚没知道该书是为中国所需的，抛置不译，心理非常难过。[3]”

 

 

     如果说制度移植是模仿先进国家的文明制度，制定适合本土环境，希望大众成员能够认同的进步价值观念和共同遵守的规章、秩序、准则。由此来解读孙中山先生的《民权初步》，则发现其思想开放性特征尤为明显。

    1．  孙中山回答了为什么要移植及移植此制度的目标

中国社会受专制统治太久，民国虽然成立，但民权并未实现；实现民权是中国国民适应二十世纪人类文明进化大势的必然，也是民初社会政治的急迫性需要。孙中山对《民权初步》这一制度移植的必要性有清楚的说明：“中华民族，世界之至大者也，亦世界之至优者也。中华土地，世界之至广者也，亦世界之至富者也。然而以此至大至优之民族，据此至广至富之土地，会此世运进化之时、人文发达之际，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之国家者，其故何也？人心涣散，民力不凝结也。 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，此岂天生而然耶？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。在满清之世，集会有禁，文字成狱，偶语弃市，是人民之集会自由、出版自由、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，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。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，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、群力发扬耶！”民初社会政治生活的倒退，“无如国体初建，民权未张，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，民国五年已变为洪宪元年矣！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，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，而民国乃得中兴。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，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。”发达国民民权由何做起呢？“则从固结人心、纠合群力始。而欲固结人心、纠合群力，又非从集会不为功。是集会者，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。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，数百年于兹，合群之天性殆失，是以集会之原则、集会之条理、集会之习惯、集会之经验，皆阙然无有。以一盘散沙之民众，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，宜乎其手足无措，不知所从，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。是中国之国民，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。 ”[4]

    孙中山进行制度移植的目标是实现民权，让为民所有、为民所治、为民所享的民国名副其实。“今民国之名已定矣。名正则言顺，言顺则事成，而革命之功亦以之而毕矣。此后顾名思义，循名课实，以完成革命志士之志，而造成一纯粹民国者，则国民之责也。盖国民为一国之主，为统治权之所出；而实行其权者，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。倘能按部就班，以渐而进，由幼稚而强壮，民权发达，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。”制度移植的一个前提是对本土社会环境要有基本的认知。 孙中山对民初中国社会政治有较为清醒的认识：“然则何为而可？吾知野心家必曰？‘非帝政不可’，曲学者必曰‘非专制不可’。不知国犹人也，人之初生，不能一日而举步，而国之初造，岂能一时而突飞？孩提之举步也，必有保母教之，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。此《民权初步》一书之所由作，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。”[5]

    2．制度移植面向社会人群。

     孙中山酝酿于民初，1916年着手编撰《会议通则》，1917年2月完稿，同年4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《会议通则》铅印线装单行本。后来编入《建国方略》之三（社会建设）时，才改名《民权初步》。在《会议通则》书前序言中，非常明白地注明出版此书的读者对象是国民主体的社会大众人群：“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，不可不习此书。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、纠合吾国之民力者，不可不熟习此书。而遍传之于国人，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。家族也、社会也、学校也、农团也、工党也、商会也、公司也、国会也、省会也、县会也、国务会议也、军事会议也，皆当以此为法则。”[6]在其结论部分，则直接指称凡参加一切会议议场中之用：“以上各章所详论之原理方式，足为领率议场者作指南之用矣。”[7]

 

    3．学习制度移植的主要方式

 

    民国成立之后，一段时间内上到国会，以及各级政治层面林立的政团，下到基层社会自治组织行业公会、同乡会社等，集会议事似乎是常态。各类社会组织是否有规范和行之有效的会议规章、条例？如何学习和运用《会议通则》？孙中山在序言里也明白地告诉国人,所译述的《民权初步》，为习练演试的书籍，非阅读诵读之书：“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，化学之公式，非流览诵读之书，乃习练演试之书也。若以流览诵读而治此书，则必味如嚼蜡，终无所得。若以习练演试而治此书，则将如嚼蔗，渐入佳境。一旦贯通，则会议之妙用，可全然领略矣。”[8]如何来学习与演练呢？方式其一，“然欲为良议员者，徒诵读之、研究之犹未足臻其巧妙也，必须习练成熟，而后乃能左右逢源，泛应曲当也。欲议场之步调整齐，秩序不紊，则非常时开会演习议法不可。其演习之道，有假设议场以专行练习者，然不若乘开会之期而兼习练之，则更为一举两得也。凡社会其事由少数董事或委员办理者，则会员鲜有机会以习练；倘另行随时开执行会，使全体会员在场，而将事件提出加之讨论与修正，而后处以最终之动作，则会员一年之所得，必胜于五年之研究及演习也。此书可备为个人研究及会场参考之用，且可备为同好者常时集合玩索而习练之。”其二，对团体组织来说，既可照《民权初步》准则行事，“凡团体欲以此书为津梁者，可于其规则加定一条如下：‘本会集议规则以《民权初步》为准。’如是则有疑点，皆以此书为折衷也。”亦可变通办理：“若有团体不欲全照本书所定之规则，便可另立专条，规定其会所欲行者，如是则关于此种事件可不必照此书所定也。此等专条，不必包括于规则之内，一记录之表决案亦已足矣。譬如一会已采择本书之规定为例，而又欲以动议须有附和，或以复议动议不当加以限制为适宜者，便可立例如下：‘本会定以所有动议，须得附和，而后能接述之。’或：‘本会定以凡会员皆能提出复议动议。’”[9]

    4．制度移植的主要内容。

    孙中山先生《民权初步》，共5卷20章，另有序言、结论、附录等部分。其主要内容为二大部分，即结会和如何开会议事。为什么要分为二个部分，这与孙中山先生译述此书面向国民大众之“会”的目标有关系。 结会部分有“临时集会”组织法、“永久社会”成立法二种，皆有议事的秩序以及会议办事的必需人数即额数，会员的权利义务等准则；由第二卷开始，孙中山主要展开动议、离奇的动议及其地位释义、讨论、停止讨论的动议、表决，对表决的复议；修正案；动议的顺序；应对破坏议则的发生等一切突发急事“权宜及秩序问题”。卷后附录是给大众之“会”作为模范学习的一个“地方自治励行会”章程和结会、议事规则。议事表及其说明则直观地对议事规则予以展示。

 

    三、制度移植尝试与中山先生思想开放性

 

   对孙中山先生在那个时代里，借鉴于欧美先进文明制度，对象是中国国民大众，虽然用意很深，但文本内容具体而微，甚或说是冗长繁琐的《会议通则》，即《民权初步》，应该如何评价它呢？本文以为，立足于孙中山先生著述此书时代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分析，学习借鉴西方进步制度，面向中国社会大众群体，其思想的开放性特征尤为明显。当年为此书作序的章太炎就说该书创作“逢时”，邓家彦说此书可以给不识会议之道的中国大众“兹书盖其模范耳。”[10]朱执信认为此书通俗地“妇孺皆可明白”。当然朱执信说此话的背景是那个现代白话文运动尚未启动，文言文流行的时代，了解1917年前后历史背景的人自当会意。进而言之，即使是新文化运动已经风起云涌，五四运动掀开中国社会历史新的篇章后的1920年代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界卓有影响的人物，如胡适和蒋孟麟，俩人针对五四以来学生社团活动的紊乱无章现状，发表《我们对于学生运动的希望》重要篇章，文中提出：五四运动虽然增加了学生的团体活动，但是学生的团体活动不仅内容偏枯单调，而且组织上太不完善。在胡适等人看来，学生的团体活动不管是学术研究会之类的学术团体活动也好，还是童子军、同乡会、学生会等体育游艺、社交和组织团体也好，组织活动都是不完善的，而补救的最主要办法是施行会议议事法则。“要补救组织的不完备，应注重议会法则（Parliamentary Law）的重要条件”。而他们开出的具体议事方案是，“简单说来，至少须有下列的几个条件：（1）法定开会人数。这是防弊的要件。（2）动议的手续与修正议案的手续。这是议会法规里最繁难又最重要的一项。（3）发言的顺序。这是维持秩序的要件。（4）表决的方法，（一）须规定某种议案必须全体几分之几的可决，某种必须到会人数几分之几的可决。某种仅须过半数的可决。（二）须规定某种重要议案必须用无记名投票，某种必须用有记名投票。某种可用举手的表决。（5）凡是代表制的联合会（无论校内校外）皆须有复决制（Referendum）。遇重大的案件，代表会议的议决案，必须再经过会员的总投票。总会的议决案，必须再经过各分会的复决。（6）议案提出后，应有规定的讨论时间，并须限制每人发言的时间与次数。”[11]胡适、蒋孟麟强调的会议额数、动议、修正案秩序、复决制等规则，都曾是孙中山1917年《会议通则》中专门解释阐释的内容。孙中山还把自己的译著赠送给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骨干，据参加领导1919年上海五四运动的上海学联成员朱仲华回忆，孙中山同年10月接见他时：“孙中山先生还从书架上抽出来一本书，这是他亲自译注的《会议通则》，是他根据《英国议会法》写成的，是191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本(后改名为《民权初步》)。当时孙先生还在书上写了“仲华先生惠阅”，送给了我。”[12]《民权初步》作为孙中山遗给后来者的重要精神遗产之一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教育民众，指导他们如何进行社会建设的作用。“倘能熟习此书，无论在社会学校，农团、工党、商会、公司、国会、县会、国务会议、军事会议等里面，都有很好的规定，所以这本书的功效，很是伟大。我们能明了书中的精义，加以熟习，才能于国际政治舞台上，得到胜利。才能够得到和运用真正的民权，造成三民主义的安乐幸福的社会。”[13]当然后人在不同时期，以不同社会立场去解读《民权初步》，自然结论也会有所不同。以制度移植的视角，分析孙中山尝试在中国倡导施行《议事通则》，训练国民素质，培育民权观念，确能发现孙中山著述文本的开放性这一思想本质特征。

（本论文2008年11月在民革全国孙中山研究理事大会上作论文宣读）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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